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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晋藩：求真 求实 求新
光明日报记者 姚晓丹
学人小传
张晋藩，1930年7月出生于辽宁沈阳，祖籍山东烟台，著名法学家，法学教育家，“人民教育家”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。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学术研究，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，研究领域涉及部门法史、民族法史、专题法史、法文化史等。主编《中国法制通史》《中华大典·法律典》《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》，展示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面貌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。他还创造了多项第一：招收培养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、第一届法学博士留学生，创建并主持我国首个法律史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。在创建法学学科体系、课程体系、教材体系等方面，亦作出开创性贡献。
多年以后，张晋藩依然清楚记得76年前的那个日子。
那是1949年10月1日，早上7时许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同学们列队走出校园，一路高歌前行，19岁的张晋藩心里满是感动，“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甜的”。大家步伐轻快，约莫中午时分，就从颐和园的校址走到了天安门。“我们等啊等啊，一边等一边期待着，下午三点，广场上的广播响起来了，尽管天空中的云层依然很厚，但是很快我们听到了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。开国大典开始了，我一直努力忍住眼泪，直到毛主席庄严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，我的眼眶顿时盈满泪水。”张晋藩对记者讲述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。
此后76年，他与共和国一起成长，将法律史学科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来。他以确凿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“诸法并存，民刑有分”，打破了西方学者认为“中国古代只有刑法、没有民法”的论断，修正了学术界不承认中国固有民法的偏见，让中国在世界法律史发展进程中有了自己的声音。
向学从爱读书开始
纵观张晋藩的学术历程，不难发现其幼年对读书的热爱，正是奠定其学术根基的关键。
“尤记得临睡前，父亲常常讲《三国演义》，过五关斩六将、七擒孟获等故事扣人心弦。”张晋藩回忆道，父亲重视教育，书柜里装满历史小说等书籍，还有国内外名人传记等书籍。除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英雄传》之外，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《饮冰室文集》等著作也为幼年的他提供了精神滋养。初中时，《居里夫人传》深深打动了他。居里夫人在简陋环境中，从沥青铀矿提炼出镭的壮举，让年少的他领悟到，“做学问也大抵如此，不怕苦才有收获”。
父亲还口传心授一套背书方法，令他受益终身：“背完后在心里默诵一遍马上闭目休息，眼观鼻、鼻观口、口观心。”这一方法后来也成为他培育学生的秘诀之一。
少时张晋藩曾读到南宋诗人翁森的《四时读书乐》，其中“读书之乐乐无穷，春夏秋冬乐其中”令他记忆尤深。自此他认定读书是件乐事。除了读书，他还和父亲学习“写两笔字”，小时候能写蝇头小楷，中年后视力受损，于是“越写越大”。
如今，张晋藩先生早已著作等身，编著的书籍逾千万字，其中积淀必然自读书来。书不仅要读，还要慢读、精读、写读书笔记。1950年9月，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后，组织调张晋藩攻读“国家与法权通史”（即今之外国法制史）研究生，他心里很是高兴。当时法律系20余名研究生分为6个学习小组，张晋藩被推选为组长。他与另三名法制史专业学生同住在细瓦厂胡同六号院内，除了去铁狮子胡同1号上“联共（布）党史”“政治经济学”等大课外，其余时间都在宿舍自学。“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很多，每周检查一次，不用功是不行的。”张晋藩回忆说，作为组长，他每周一早课都会向全组成员公布其精心制定的读书计划，详细列出书名、页码、详读、略览的不同要求，以及读书笔记规范等。
之后两年，张晋藩度过了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。“指导我们的苏联专家叫瓦里赫米托夫，曾经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，而我当时在同学中俄语学得最好，课间经常陪他散步聊天。”张晋藩说，当时的系主任是法学家何思敬，主讲的古代历史学序论课程深入浅出，令他受益良多。
1952年6月毕业考试期间，张晋藩却患了流感发高烧。“教研室主任肖永清老师建议我延期考试，我坚持不延期，在考场上用7分钟就迅速厘清了答题思路，随后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。考后总结，考官们说我的功夫都下在平时。”
1952年9月，张晋藩正式成为一名法律史专业教员。
作为新入职教师，张晋藩很快遇到了自己的“偶像”。一次，何思敬先生让他去东单小雅宝胡同邀请侯外庐先生为教员授课。“侯先生提到‘革新’的重要性，即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所谓‘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’，这对我后来治学很有影响。侯先生讲学时我始终陪同往返，我当时暗下决心，今后也要努力成为像侯先生这样受人尊敬的学者。”张晋藩告诉记者。
“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”，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最佳“注解”。张晋藩初登讲台时，正值学界机械照搬苏联治学方法的时期。中国法制史在当时按照苏联的学术习惯被称为“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”，并按照苏联教科书范例分为经济概况、阶级结构、国家制度、法律制度四个板块，通称“四段论”，形式上各自独立，各章节间缺少内在联系。“这般松散如何能成体系？在以后我编写的《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》中，力求避免这种结构。”张晋藩感慨道。
《中国法制通史》（十卷本）
“诸法并存，民刑有分”：中国法制史研究新突破
从成为法律史专业教员开始华力网，张晋藩翻开了学术道路新的一页。
1954年8月6日，青年教师张晋藩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他第一篇理论文章《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》。在法律史专业的四梁八柱上，他钉上了一颗坚实的钉子。
“虽为开山之作，这篇文章却展现出超预期的成熟度，见报后无一字改动。”今日回忆起来，张晋藩依然十分感慨。
与之并行的，是他在法制史领域的深耕细作，不仅研究民法史、刑法史、行政法史、监察法史等主流领域，更开拓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等空白地带。这些领域的研究资料极难收集，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，张晋藩仍依然坚定选择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“就像居里夫人，她不断地溶解、提纯，最后才发现了镭。在我看来，学术就是需要这样的韧性。”张晋藩如是说。
从一个线头开始，他不断求索，久久为功，直到织成一件名为“法制史”的华服。
1961年初，张晋藩开始编写《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》的古代史部分，真正践行了“人惟求旧，器惟求新”理念。在结构上，他突破了苏联教科书的“四段论”框架；在内容上，将重点转向法律制度的叙述，改变了此前常用的“以国家制度为主，以法律制度为辅”的文本格局。该讲义关于法律制度的叙述文字占比超过三分之二，不仅在篇幅上凸显了叙述的“法制”特色，更对特定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、具体的阐释。这本讲义后来被全国各大学法律系普遍采用。
年少时的博闻强识，让这本讲义在史实运用方面展现出较大的丰富性与准确性。他的学生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这样评价：“书中俯拾皆是的大量历史文献和文稿，按照时间流向串联起来，仿佛一幅悠长的历史画卷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，真实而又精致。”
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十分重视对史料的占有，并把史料看作研究历史的前提与依据，反对脱离史料空谈结论的做法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曾援引先贤孔子的说法：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可见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之路其源有自。
以这本讲义为蓝本，经过不断丰富发展，《中国法制史》第一卷出版，继而精简归纳，被选定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学校统编法学教材。
张晋藩作为主编为此倾注全部心力，成书之际，他不禁挥笔写下“万顷洪波水接天，白帆点点打渔船；男儿当奋擒鲸志，慷慨高歌碣石篇”以明心志。这本教材影响深远，既成为不少法学学子的入门教材，又荣膺司法部“优秀教材奖”，更创下连续印刷50余万册的法律学术著作发行纪录。
此后，通过对史料的穷尽式考据与系统性整合，张晋藩开创性确立其在中国法制史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——以确凿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“诸法并存，民刑有分”的特点，证伪了西方学界认为“中国只有刑法，没有民法”的片面观点。
时间回溯到1983年8月，在第一届法律史学会年会上，张晋藩作为参会代表发表重要观点：“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不代表没有独立的民法。此前西方学者广泛认为‘民刑不分，诸法合体’的提法，应改为‘民刑有分，诸法并存’，二者不应混同。”
这一观点引发强烈反响，自然也包括一些反对声音。在一次中国与意大利联合主办的国际法律史研讨会上，一位国内青年学者认为，“中国古代没有契约关系，因而也就没有民法。”
张晋藩告诉记者，“我建议他多看看一手史料。比如商周时期，许多买卖、借贷、交换的契约就被镌刻在古代的国家重器——青铜器上，这不正是合同的雏形吗？其实不用翻得那么靠前，《唐律疏议》里就说得很清楚了。”当时主持会议的意大利学者对张晋藩的观点表示赞同。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1985年，张晋藩在《政法论坛》发表《论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，提出了中国古代民事立法的主要发展阶段和时代特征。1988年，他又发表《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》，继续阐发与完善这一观点。至1999年《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》一书出版时，“‘诸法并存，民刑有分’，已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。”张晋藩欣慰地表示。
张晋藩为博士生授课。
《中国法制通史》：“世纪之书”“争气之书”
中国法制史的理论框架从讲义撰写、论文发表开始逐步形成，与此同时，编一部《中国法制通史》的构想也在张晋藩心中萌芽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学术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制史教研室学术活动蓬勃开展，甚至邀请到民国奇案之一“杨三姐告状”中的当事人杨三姐来校分享亲身经历，以供师生讨论法制史相关问题。
各专业领域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往来日益频繁，以日本为代表的法制史学者也开始逐渐融入这一交流大潮，开展交流合作。1978年，日本法制史学者滋贺秀三、岛田正郎来华访问，1979年，美国学者爱德华兹与蓝德彰亦相继来访，均与张晋藩先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。但是，有一个细节却深深刺痛了张晋藩：这些外国学者透露，1979年以前，全球已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，日本、美国、意大利学者均有参加，却从未邀请中国大陆学者。他们不知国内还有张晋藩这样的法制史学者，更无从了解国内的学术研究水平。谈及此事，张晋藩很是失落，他深刻意识到，作为中国法制史学发源地，我们的研究却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。尽管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热忱值得鼓励，但“作为中国人，我们更应深切感受到肩负的责任与使命。”张晋藩的话语中带着坚定。
为扭转这种局面，张晋藩倡议集全国之力编写多卷本《中国法制史》，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牢地锚定在中国。当年他的陈词至今依旧振聋发聩：“编写多卷本是法制史学者的历史使命，如果让我们的后代到国外去学习中国法制史，岂不是我们的罪过！”
随后，他立即着手撰写建议报告，并列出十个专题，希望以此作为编写此书的基础框架。
然而，万事开头难。1980年首次编写工作会议有二十余人参与，但资料多有散失，工作开展举步维艰。
转机出现在1985年，该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10万元资助——这在当时可谓一笔巨款。有了前期准备与经费保障，张晋藩信心倍增：“我们支出其中9万元用以研究，剩下1万元存在账上，留待成功之时，在人民大会堂开首发式！”
正当编写组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之际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：这部鸿篇巨制规模庞大、周期漫长，彼时还遇到出版社改革，导致书稿出版陷入僵局。三部已完成的书稿积压在张晋藩手中，研究工作被迫中断。1997年，他找到法律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贾京平，希望将已成熟的三部书稿发行出版。“贾社长思考了一下，问我能否一次性出版十本全集，这样影响大，我大喜过望。”每每忆起当时场景，张晋藩依然会很高兴。
经历漫长编撰过程，其间有一位分卷主编过世，另有两位分卷主编退出，团队需要重新组织。所幸他已培养出十余名博士生，作为新生力量加入这一学术工程。
1998年11月，这部耗时近19年、长达五百余万字的《中国法制通史》十卷本终告完成、出版面世，张晋藩最初的设想也终于成为现实。为了庆祝全书出版，他兑现了“诺言”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，与会的中外学者盛赞此书是“世纪之作”，更是一套“争气之书”。
2000年，三位法制史学研究者访问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时，将这套巨著作为给当地学者交流的“学术礼物”。自此，《中国法制通史》多卷本蜚声海外。
历时十九载，其间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“如编写力量的组织、经费的筹措与分配、出版的奔走与要求等，都充满意想不到的困难，如果稍微动摇，这部书就成为泡影了。驱使我为此书坚持不懈奔走呼号的，恰是根植于心的历史使命感。发展中国法制史学是我们肩上的共同责任。我个人无论治学、做事皆秉持此道，始终葆有审慎的使命意识与锲而不舍的韧性品格。”张晋藩这样总结。
张晋藩与夫人林中教授。
将治学之道融入育人实践
这套巨著之后，张晋藩又主持编撰了《中华大典·法律典》《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》等丛书。每一部著作，都堪称艰难的开创性工作，其对史料整理的全面、精细在字里行间展露无遗。以法律典的《诉讼法分典》为例，这本书收录了清代档案中的大量“堂批”，对于历史学、法制史学研究来说，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。
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、广阔的学术视野，亦浸润于其育人之道中。1983年7月，张晋藩正式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研究生院工作。“兼容并包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智慧和分辨能力，所以，我通过组织导师组，一展各家之所长，使学生接受多方面教诲。”张晋藩告诉记者，他积极组织校内外教师建立导师组，以加强指导力量。当时为研究生们聘请的校外导师，几乎涵盖了我国高校法律专业各学科带头人，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王铁崖、张国华、王永兴、蒲坚，中国人民大学孙国华、高铭暄、佟柔、曾宪义等等。
良师之为良，尤在于助学生铸就严谨的学术思维与“独立思考”之能。
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顾元告诉记者，“文章不写一字空，是先生念兹在兹的教导，先生治学特别强调创新，主张‘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’，要开风气之先。”
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教授张京凯，对先生晚年仍时常召集博士生“读论文”的场景记忆犹新：“先生罹患眼疾后，‘改’论文变成‘读’论文，依然逐字逐句，手把手指导修改。”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1984年考入张晋藩先生门下，他清楚记得，张晋藩培养学生才识的两项独特方法：其一，要求学生广读博览，不仅要读专业之书，还要读邻近专业及其他专业的书。对非专业的书，先生要求浏览快读，以开拓视野；对本专业名著、典籍，先生则要求学生必须读而有思，思而有感，感而有发，写出读书札记，并在每星期听先生授课时依次发言；其二，先生在讲课时设一题目，然后辩难，争议激烈处，先生也常常直接参与其中，最后由先生总结点评，若仍不同意先生之意见，可在会后再行交谈。
治学途中，每逢陈景良困顿无措之际，身为人师的张晋藩自有破解之策。“先生曾把他珍藏了数十年、用一大牛皮信封装着的几十张纸条交给我，封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：法史偶思。启开视之，纸条颜色不一，大小相杂，有的是稿纸，有的是信纸，还有两张醒目的纸条，一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介绍信，一是兰州饭店的菜单，它们的背后密密麻麻地写着先生读史的片思与心得。原来这些都是先生在外出旅行的茶余饭后，对法史进行思考的记录。我想，这片片小纸如同天空中的朵朵云霞，一旦汇入先生的大手笔，将悄然蔚出。一篇篇大文章就是从这不经眼的小纸条里诞生的。”
今天，已是鲐背之年的张晋藩，仍然坚守在教书育人第一线，带领研究生持续开展法律史相关的开创性工作，分秒必争。他的新愿望是与法律史学界同仁们一道，编一套中国古代教育法律史。“今天，我们后辈人才充足，一代代学生茁壮成长，这套书编起来难度不大。”谈到此处，张晋藩当年“留待首发式”的勇气依旧磅礴浩荡。
先生的记忆力极好。他清晰记得从东北辗转北京求学的种种不易：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（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），报到后第三天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思想学习，后经原“中国政法大学”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，又因成绩优异分配至该校攻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。
他深情述说当年之美味：到北京求学后，第一次喝到了西红柿鸡蛋汤；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后，面对很多南方同学吃不习惯的高粱米饭，他却从不挑食，甘之如饴；更难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，刘少奇同志语重心长的嘱托：同学们，国家困难的时候，你们在这里读书，吃小米，国家情况好转的时候，你们要出去工作……所以，诸君一定要珍惜时间、努力学习。
时光荏苒，对张晋藩而言，最珍贵的记忆始终是76年前开国大典时那个清凉的下午，他与同学们满怀喜悦地参加群众游行，每一步都踏着对新中国无限的向往与期待。
75年后，2024年9月，张晋藩被授予“人民教育家”国家荣誉称号，又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接受嘉奖。19岁时懵懂稚嫩的他或许未承想到，95岁的自己能取得如此卓著的学术成就；而95岁的他，也会怀念19岁时踌躇满志的自己。张晋藩说：“衷心感谢党和国家的无私关怀和培养，使我在求学路上能不断克服困难、探索新路。”
而在庆典活动现场，一支动人的歌曲令他再次回到青年时代。1951年9月，他结束在绥远地区（今呼和浩特）实践调研回到北京，在广播上，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。此后，在学术道路上，每每遇到欣喜时、挫折处、转折点，这首歌曲的旋律总会在他脑海中回荡：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……”
（图片由中国政法大学提供）华力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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